刘军宁：警惕权力哲学的知识保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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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权力哲学的知识保镖

© 刘军宁／文

　　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且只有两种政治哲学：自由哲学与权力哲学。或是人们自由地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生活，同时尊重别人的同等权利，或是有人强迫他人做不愿意的事情。这是大卫·鲍兹的《古典自由主义》一书对各色各样的政治哲学所作的分类。
　　该书还告诉我们，权力哲学曾以各种面目出现：个人独裁（Caesarism）、东方专制主义、神权政治、社群主义、法西斯主义、君主政治、国家社会主义。它们在名称上各不相同，以至于掩盖了本质上的相似之处。自由哲学也曾有各个不同的名字，但是它们的捍卫者的思路是一样的：对个人权利的尊重，承认每个人是自主的、抵制那些用暴力手段进行专制统治的人。
　　自由哲学认为：每个人虽然都是社会动物，但却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因此人与人之间只能平等、独立地像伙伴一样交往，而不是像君臣一样支配服从。每个人只对自己有所有权。每个人只属于自己，不属于任何阶级、政党。
　　权力哲学认为：人与人之间是不平等的，全社会注定要服从一个人或一个政党或一个阶级的统治，要坚持一些人对所有人的永远领导。人与人之间不是平等的伙伴关系，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统治与被统治的君臣关系、权力关系。最高统治者及其集权对所有的人有所有权，要他们无条件地服从、团结、忠于、热爱，甚至永不叛变。
　　自由哲学之所以格外强调自由，是因为自由是人的生命所必不可少的。如书中指出，自由权与生命权不过是同一个东西的两种不同表述。如果人们拥有自己，并且有权为了自己的生命的延续与发展采取必要的行动，且为自己的行动承担责任，那么他们就必须拥有思想和行动的自由。

　　上述两种政治哲学之间的争执反映到制度体制层面上，就是社会政治制度之争。数千年以来，世界各国都为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争论不休。不论选择了什么样的政治制度，选择者都信心满怀，信誓旦旦。在古代可供西方人选择的有贵族制、共和民主制、寡头制、君主制等等。古代的中国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君主制。到二十世纪以降，英美这样的国家，像中国古代一样，在政治制度已经无可选择，也不可能做出新的选择。而中国面临的选择却多了起来，有君主制、军阀统治、威权政治、极权政治、宪政民主等等。这个政治制度选项的单子看起来很长，其实很短。因为其中的绝大多数在道义上都没有正当性，无法获得民众的认同。
　　政治制度、社会制度，说起来花样万千，其实也就只有两大类。因为社会与政治秩序的组成与组织方式根本上也只有两种：一种秩序依据的是权力哲学靠统治者的暴力强制来统治的。一种秩序依据的是自由哲学，靠人与人之间的自愿、平等互动来实现的。不论挂着什么主义旗号的意识形态，不论有多少种名称，一切社会政治制度，归结起来都指向以下的问题：人与人之间，被治者与统治者之间是君臣式的尊卑关系，还是平等的伙伴关系？社会成员是服从自己，还是服从最高政治权力？每个人是与别人自愿结社，还是必须团结在最高政治权力周围？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导致不同的社会制度安排。
　　不论是政治哲学之争，还是社会政治制度之争，都与知识分子脱不了干系。很自然，自由哲学深受信奉个人自由的知识分子喜爱，而权力哲学对那些崇尚权力的人有相当的吸引力。权力哲学为专制统治者所笃信，却是知识分子所发明的。不仅如此，权力哲学的推广更是离不开专制统治者的“知识保镖”。

　　本书提醒人们对权力哲学的知识保镖保持警惕。有趣的是，“知识保镖”不是外人强加的贬称，而是那些以维护权力哲学和专制统治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的自号。正如作者指出的：“启蒙运动之后，统治阶级意识到，依靠君权神授的理论已不足以保持被统治臣民的忠诚。于是他们就开始与世俗知识分子结盟，从画家、剧作家到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城市规划师、经济学家和高级技术人员。有的知识分子需要统治者来拉拢，有的则热血沸腾地主动要求为国效力，就像十九世纪柏林大学的教授，他们宣称：我们都是霍亨索伦王室（普鲁士的统治者）的‘知识保镖’。”
　　当然这些知识保镖也绝不是无私、无偿地工作的。作者发现，“统治者常常给那些愿意为他们的统治作贡献的知识分子赏赐金钱和授予特权。有时候这些御用知识分子实际上就住在宫廷里，享受着平民无缘参与的奢华生活。另一些则被任命为高级官员，或在国立大学当中任职，或者接受国家人文学科基金的资助。”
　　现在，这些知识保镖实现其理想的手段也越来越巧妙。如书中所描述的，他们不再高呼国王万岁，不再赤裸裸地主张铁血的专制，而是用充满学术素养的语调告诉大众：必须有一个更大的政府来应付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帮助穷人、稳定经济周期、促进经济增长、促进民族平等、保护环境、建立大规模转移支付系统等，还有无数其他的目标。他们中智商更高的一些人，甚至对政府和统治者保持一种“批评”姿态，不断地抱怨国家的权力太小，政府的税收太少，对民众生活的干预太弱，执意地要求统治者扩大权力强化力度。这样，在掌权者与知识保镖双簧戏般的共同努力之下，国家与政府悄然无声地不断扩大着自己权力的地盘，民众也心甘情愿服从统治者的英明领导，一些人甚至呼喊国家来用权力干预自己的生活，去为自己当家作主。顺理成章的，预算更多、体积更加膨胀的政府也为其不遗余力的知识保镖们提供更大的预算、更高的职位、更多的荣耀。
　　尽管这些权力哲学的知识保镖们的所作所为侵蚀了个人的自由与尊严，为权力践踏自由铺上了厚厚的红地毯，但是，该书并没有对这些知识保镖们做诛心之论。正如作者所强调的：不能简单地说这些御用知识分子就是道德败坏。他们当中很多人真诚地相信一个不断扩张的国家政权是符合公众利益的。另一方面纵然他们的动机是真诚的，但是后果却是有害的。因此，必须对权力哲学的知识保镖们保持应有的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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